二零一七沒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

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,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,但時間將會證明,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。

述說一個中國夢:一個前愛國者的自白

我們香港自有其美麗處,尋根何必北望神州。中華夢是時候醒了,今生,我就只做個香港人。

由龍獅旗引發的思考-本土意識的論述

用一個充滿理想色彩的政治想像,去抗衡港共政權的暴政,這就是龍獅旗的存在意義。

中國的霧霾災難-從「霧都」倫敦談起

早兩日倫敦的天氣奇差,灰濛濛的天空,濃霧猶如清晨的山頂般厚重,整天都是煙霧瀰漫,幾乎伸手不見五指。來到倫敦差不多三個月,終於首次見識到「霧都」的面目。



話雖如此,其實經過近半世紀的努力,「霧都」這個稱號早已名不副實,像這樣的大霧,今時今日的倫敦已經很少見了。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起,英國開始急速工業化,倫敦作為帝國首都當然是站在發展的前端。在那個年代,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燃料,無論是市內和近郊的工廠、居民家庭,都要大量燒煤發電、取暖、煮食,加上蒸汽火車亦以煤為動力,令煤煙排放量急劇增加。此外,由於倫敦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,空氣濕度大,更容易產生霧氣。當時倫敦每年有三份之一的時間都處於霧日,黃黑色的煙塵與濃霧,籠罩整個都市,把街道、天橋、建築、衣服染得烏黑,倫敦因而有舉世聞名的「霧都」之稱。這樣的煙霧景象,亦成為了大文豪狄更斯《荒凉山莊》的倫敦面貌。

1952125日至9日期間,發生倫敦煙霧事件,由於空氣質素極差,大量人患上呼吸系統疾病,前後竟然這成一萬二千多人死亡。經過這個事件,英國人痛定思痛,決定正視煙霧問題,花了半世紀整治市內的空氣質素,包括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推出多項《清潔空氣法案》、《空氣污染控制法案》,改造市民的傳統爐灶、設立區內禁止使用產生煙霧燃料的無煙區、把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到郊區、規定工業燃料裡的含硫上限等,八十年代主力抑制交通污染,九十年代制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。經過五十多年的努力,倫敦的空氣質素已不可同日而語,「霧都」之稱已成歷史了。

之所以說起倫敦空氣,是因為近日中國的霧霾問題,已經極之嚴重。各大城市,尤其是北京,空氣質素之差,以PM2.5量值計,已經遠遠超越國際標準可以容忍的水平。研究指出 (1),長期的空氣污染,令北方居民過去二十年的平均壽命減低最少五年半。三十年來以環境生態、下一代幸福為代價的經濟模式,除了釀成無可挽救的生態災難,更加帶來了致命的霧霾問題(會大幅增加肺病、癌病等的風險),必須正視。中共官方喉舌再多的狡辯,說霧霾有幾多大好處云云,阿Q式的打飛機只會惹人恥笑 (2)

(此圖原載於BBC 中文網)
由於事態嚴重,官方和媒體都不得不嚴正看待,很多輿論都引了倫敦的例子,說英國人也用了五十多年解決,所以現在中國也需要一些時間,才能根治空氣污染的問題,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。這個邏輯有兩個基本謬誤,因為兩個例子有兩個重大的不可類比性。第一,二十世紀初根本沒有甚麼環保的概念,倫敦當時由空氣奇差,到反省其禍害以致推出空氣改善措施,都沒有先行經驗可循,真正是摸著石頭過河,當中所需要的時間和過程當然是比較漫長;但今天是廿一世紀,全世界數以百個城市都完成了現代化的階段,中國只是照版煮碗跟隨其他城市的經驗去做,跟倫敦作為先行者的例子豈是可比?正如親共者常說西方社會民主化也走了幾百年,中國也要同樣的過程,你照抄人家的經驗,怎麼可以相提並論?另外,五十年前的科技遠比今天落後,今天要做環保工作、潔淨能源等易如反掌,跟上個世紀根本沒法比較。

第二,也是更重要的,就是政府的決心。英國是民主國家,政府向選民問責,出現重大事故,政府當然要「做野」,否則不能向英國人交代,整治空氣污染的動力必然地較大。相反中國由黨國集團掌控,空氣污染背後的黑手,就是那些煤礦、工廠老闆,你想像到背後有幾多盤根錯節、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、權力佈置,誰有能力去動這些巨擘絲毫?更別說這麼大的肥肉,哪一個領導層會沒利益於其中?
這樣的情況下,根治霧霾,你說從何談起?

延伸閱讀:

1: Pollution Leads to Drop in Life Span in Northern China, Research Finds (New York Times) - 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13/07/09/world/asia/pollution-leads-to-drop-in-life-span-in-northern-china-study-finds.html?_r=0

2: 大陸黨媒:霧霾助防守 團結國人 (主場新聞) https://thehousenews.com/politics/大陸黨媒-霧霾助防守-團結國人/


政治寒冬的歲月

(原載於:刺青雜誌
文:殺破狼
21-1
十一月中召開的三中全會,一記將自由派、改革派和西方社會對所謂「習李新政」的幻想打破,繼「胡溫新政」之後,再一次證明寄望已腐爛入骨的當權者進行建制內的改革,是何其不切實際。早已說過,八九民運是中共體制最後一次的民主化契機,錯過了以後,歷史的火車不會等 。

外界對於三中全會的寄望是有其歷史背景。三中全會全名是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」,中共習慣上在一中全會敲定黨領導層,二中全會進行國家機構的人事鬥爭,三中全會才會定出政治路線和綱領,所以外界翹首以待,靜候習總上台後第一份「政綱」出爐。歷史上三中全會在中共政治路線上扮演極具份量的地位,其中以第十一及十三屆最為人熟悉。十一屆三中全會歷經四人幫倒台、文革結束,定出摒棄階段鬥爭,政治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,十四屆三中全會敲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,結束了「姓資姓社」的爭論。故此,在二十年後的今日,面臨飽受內外危機困擾、千瘡百孔的政治社會格局,外界期待形勢遠優於胡錦濤的習近平會展示其改革承擔,結果當然是再一次令人失望。  

事前放風的議題,尤其是代表李克強新政的「三八三方案」,包括市場自由化、改革國企、解決戶籍問題、改革土地制度、加強社會福利保障等,幾乎完全沒有觸及,自由派唯一的「斬獲」,僅僅是爭取到市場在資源分配由「基礎性」作用轉為「決定性」,僅此而已,後面還要加多句「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,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,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」,不進反退。至於外界最關注的反貪腐和官員財產透明化,幾近隻字不提,更加不要說政治改革。整個三中全會的焦點,竟然是落在成立非國非黨的國家安全委員會,其權力之大令人咋舌,由習揸莊,集軍事、外交、情報、國安、公安大權於一身,等同廿一世紀的軍機處,難怪外界譏習近平要效雍正、學老毛、扮普京。在三中全會前夕,代表自由派的新京報以一幅左邊有礁石的大船為特刊封面,呼籲中國向右轉,左派則對「三八三方案」猛烈抨擊,左右派在這場戰役中劍拔弩張,據聞三中全會期間兩派人爭拗極為激烈。可惜的是,在這場歷史性戰役中,自由派似乎慘淡收場。

習近平體制向左走,而非改革派一度寄望的打左燈向右轉,已經無容置疑。國家安全委員很大可能變成蘇俄時期的KGB,中國政治步入寒冬,香港自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。未來一年的最大的政治鬥爭當然是佔領中環爭普選。以現在的形勢,泛民一盤散沙(湯家驊提出極保守的方案,得到數名泛民議員支持,已經隨時準備跳船),幾位召集人依舊懵懵懂懂,佔中是否搞得成,如何搞法,都已經是極大疑問。就算展開佔領,以中共現在的極左思維,已經一口咬定背後有外國勢力策動,是意圖在中國搞分離活動、甚至顏色革命的陰謀,它對於主權和面子,甚至黨國體制生死存亡的考慮,是百份之百高於任何社會不穩和經濟利益的。要用佔領中環逼中共妥協,以目前的形勢來看,成數非常低。我不是潑冷水,也不是說甚麼佔中離地賣港之類的bull shit,只是很客觀地提出我的想法。未來五至十年,香港的政治形勢,很抱歉這樣說,真是很悲觀,很令人沮喪、擔憂。

評港大新校長風波-論大中華膠的視野

港大遴選新校長,歷經八一八風波,各界對港大這所香港第一學府染紅投共猶有餘悸,結果委員會選出了個洋人當新校長,還要是英國白人,可謂堵住了悠悠眾口,政治手腕之高超,真是「估佢唔到」,尤其在各大院校紛紛失守(例如嶺大新任校長梁粉鄭國漢)的情況下,結果的確令人喜出望外。然則有人歡喜就自有人愁,洋人當校長的消息公佈之後,一眾土共、大中華膠隨即撲出來,指責馬斐森未夠班、不懂中文、不通國情云云,好像言之成理,其實說到底只有一個原因──就是對於白人當上校長之位顯得牙癢癢。



不懂中文就不可當校長-何其反智的邏輯?

打響頭炮的是港大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婉塋,她率先撰文,以學術成就未夠班、不曉中文、不懂中國歷史和「華人社會微妙關係」等理由,抨擊馬斐森不適合當港大校長。這種邏輯絕對是愚蠢、可恥和荒謬的。首先,香港號稱一個國際大都會,港大亦自命是一所面向國際的大學,中文和英文都是通用的語言。到目前為止我在港大見到的官方文件、通告、網頁等,無一不是以英文,或中英共用的方式出版的,在港大的每一個教職員和學生基本上都能操流利英語,我根本就看不到不憧中文有任何溝通、工作或行政上的障礙。

陳更進一步說,馬斐森不懂中文,即使有翻譯團隊都無法令他掌握社會脈搏,而且不通本地社會和中國國情,令他難與中國政府交往(「我們不能因為對北京的不滿,而幻想要和官方拒絕來往」)。這個邏輯實在是太好笑,我不知道這是甚麼的世道,如此材料都可以當上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。我想問一下,由政府到大型商業、社會機構,有哪一個主管級以上的職位是不用了解社會政情,與大陸官員溝通的?根據陳的邏輯,洋人是不是都不可以做政府高官、銀行主管、跨國公司高層呢?那麼中環金鐘那些外籍人士是來幹麼的?秒秒過億上落的銀行都是白癡的嗎?幾千萬年薪請個沒用的人來當高層?拜託,寫文前用腦袋想一想,別要給大中華情緒蒙蔽了理智,失去了新聞系教授的專業操守。

打破港大「為中國而立」的迷思

至於文章只會在文匯大公出現的程介明(自己google下就一清二楚),梁粉盧寵茂的謬論(他說「不懂中文是為無能」,這種道行大家心照啦),也不值一駁。想說的,只是無論是保守土共,還是自命開明進步的大中華派,在這件事上,都擺脫不了大中華主義的心魔。這種心魔是表現方式,就是我們中國已經富起來強起來了,香港已經回歸祖國,不再是英國白人的殖民地,中國人要當家作主,當然要由自己中國人來當大學的校長啦,怎麼可以再由英人統領,豈不是大倒退?(陳說「時移世易,英文獨霸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」,但不好意思,能夠基本上全球通行的唯一語言仍然是英文)更甚者,就是他們一直深信香港大學是「為中國而立」的大學,要對中國的未來有承擔、做出貢獻,這個就是陳口中的所謂「時代的責任」。別再放屁了!香港大學不是甚麼為中國而立的大學,在微觀層面,大學就是培養每個學生,令他們成為一個有知識、有學養、有公民責任、有自覺的人,在宏觀層面,大學就是推動世界的學術進程、改善人類的公益。


簡而言之,香港大學是面向世界,為人類文明服務,豈為某國某族某政黨效勞?因此,我奉勸那些所謂學者放下種族主義的成見,擺脫國族主義的心魔,好好反思自己身為學者的道德和操守。

郊野公園的偽輿論戰

港共政府第一垃圾局長陳茂波發表網誌,提出「犧牲」郊野公園、空出土地發展房屋,隨即引起全城哄動,甚至身為梁粉的林超英都大肆抨擊,將建議形容為「思想癌細胞」。雖然陳隨後戴頭盔「補鑊」,說他引述的只是他人意見,不代表政府立場,但以他貴為發展局長的身份,說出「發展郊野公園過往會被視為禁區、甚至禁忌,今天又是否完全不可碰、不可談呢?」這句話,當然會被視作梁振英政府試水溫,意圖染指我們引以為豪的郊野公園身的圖謀。

話雖如此,以我看來,這場所謂的郊野公園輿論戰,只是一場騷、一道虛招,為的只是製造不會有結果的爭論,掩飾梁振英政府對樓市束手無策的無能。撇開茂波將四成土地為郊野公園說成七成的大謬誤,將郊野公園發展成住宅用地根本就絕不可行。首先,有論者指出,打開地圖,可見多數的郊野公園土地都是高山、水塘。其餘少量的平地,根本就不足以發展大型住宅,就算夠空間發展,由於缺乏基建和公共設施,開發成本也定必高昂,不合乎成本效益(詳見區家麟的<郊野公園建天空之城?>)。再者,在現有的政治現實下 ,政府威望早已蕩然無存,面對環保團體和媒體的龐大壓力,要打郊野公園主意根本是天方夜譚,也不會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。

既然明知發展郊野公園無望,而且政治代價高昂,那麼茂波說這些話的用意為何呢?很簡單,眾所周知,梁振英競選當日自命房屋政策專家,令年青人和基層對他解決貴樓價問題寄予厚望,一年多過後,他的房屋政策根本一事無成,增加不了供應,又減少不了需求,等上樓一族照舊要等到天荒地老。為了掩飾其房屋政策一塌糊塗的醜態,只好亂拋一些建議,務求製造爭論,結果論戰沒完沒了,一班庸官又可以諉過於反對建議的專家和傳媒,擺出一副「嗱,我想做野架,係班反對派阻住哂咋,唔關我事」的臭姿態,令不知情的市民誤以為責任不在政府而反對一方。

 (此圖原載於「背包客棧」)

保護郊野公園和盲搶地,是兩種價值的對決。前者代表重視保育、超越僅僅為了生存發展的現代文明價值,後者就是一種有奶便是娘、短視而野蠻的強國信仰。我們的確需要土地起樓,的確希望增加房屋供應,但不代表可以為了這個目的而不擇手段,放棄我們引以自豪的綠地和郊野。無論是保護郊野公園,以至南生圍、龍鼓灘、新界東北等,我們都是站在這種擁護現代文明價值的高度,對抗港共政權和地產財閥殘害我城的圖謀。

人無恥則無敵

  陳茂波被踢爆新界囤地,至今仍然堅拒下台,歷經劏房、醉駕、囤地多宗醜聞仍然面不紅氣不喘,臉皮之厚,盡顯梁振英政府「人無恥則無敵」的作風。利益衝突、誠信破產鐵證如山,依舊賴死不走,陳茂波及其的梁營勢力,很明顯在採取拖字訣,總之死命頂住輿論及民情壓力,望假以時日普羅大眾掉低事件,又可以繼續施施然做他的劏房/醉駕/囤地局長。
 
(此圖轉載自"blog.nownews.com")

  無論是梁振英僭建,還是陳茂波本人搞劏房,他們都是以厚得足以擋子彈的臉皮死撐,結果時間沖淡一切,民憤平息,倒梁倒波行動馬虎收場,他們又可以過且過。自此以後,他們就抱著人無恥則無敵的心態,不去到像麥齊光、張震遠般非不得已、不得不辭職的情況,都絕不輕易退讓。這就是目前所有高官的心態,不去到最後一刻,都誓死攬住權位,其餘甚麼政府威望、市民信任、個人聲譽,都已經拋開不理。當政治人物做到如此猥瑣、卑鄙、醜怪的模樣,實在是我城的悲哀,七百萬香港市民的恥辱。這些事情別說在政府極度重視聲譽的港英年代不可能出現,連董曾兩朝,都不至於此。回想當年全城喊打的梁錦松、楊永強,只是因為一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請辭,再對比今朝的梁振英、林奮強、張震遠、陳茂波之流,難怪有不少人為梁楊二人大呼不值,一比之下,更見香港政局之淪落。

(此圖轉載自「香港網絡大典」)
  結果就是無恥成為無恥者的通行證,當他們不再重視民望和聲譽,再多的不合格民意評分,都對這班尸位素餐的高官失去了效力。正因為他們漠視民意調查、傳媒風向,寧願自我催眠相信這些都只是一少撮人煽動的陰謀,自己仍受到廣大民眾擁戴,傳統上能有效制衡政府的輿論壓力和群眾上街,都不能動搖梁政府半分,我覺得這就是為甚麼今年七一民眾士氣不如往昔高昂,有點兒民心渙散的原因。往日高舉的人頭(遊行人數的數字)經已抗爭失效,七一和平示威沒有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但今年面對梁振英無恥政權這點就變得特別明顯。


  七一上街後有強烈無力感的群眾,很自然地都把希望放在佔中運動。這個政治氣氛的好處,就是可以催化佔中獲得更廣大市民的支持。然而,將所有希望放在佔中的壞處就是,運動一旦失敗,恐怕香港的民主運動會像上次公投運動一樣,民心遭受重挫,以致元氣大傷,傷害力甚至比公投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因此,我奉勸佔中搞手不要令支持者失望,不要再空談理論,把精力放在不切實際的商討日,應該多擺街站,多加宣傳佔中,並且公佈整個運動的藍圖。雖然隨著越來越多名人表態參與,支持佔中的民意穩步上揚,但仍有一大堆疑問,例如目前佔中跟真普聯和泛民議員的關係、發起佔中的程序、如何用佔中爭取普選、佔中發起人會否參與談判、在甚麼條件下撤退、如何決定會否撤退等等,三位發起人都未有一個清晰的說法,情況令人擔憂。

  面對以無恥為通行證的梁振英港共政權,不要再幻想輿論壓力和例行示威對他們奏效,逼他們下台如是,爭普選亦如是。唯今之計,只有以公共秩序和管治成本為籌碼公民抗命一途,望各路人馬慎之。

誰是真正的軍國主義國家?-論民族主義者之虛妄

  反日反軍國主義,是香港民族主義者每年都玩不膩把戲。除了一年一度悼念七七事變的例行示威,據聞保釣運動又打算八月再登島示威。大家心知肚明,他們反的不是軍國主義,而是日本,一個在大民族主義論述下邪惡醜陋的小日本,一個早在六十多年前已不復存在的軍國主義日本。

  當今亞太地區,最大的潛在軍國主義威脅,不是已經行憲超過六十年的民主日本,而是中共治下的新帝國。不信的話,你放眼全亞洲,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比中國更熱衷、迷戀、甚至嚮往戰爭,也沒有一個地方的社會氣氛比中國更好戰尚武。或者應該這樣說,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,每一個人是被逼變得推崇武力、崇拜暴力的,因為你不顯得比其他人強,你就是被吃掉的一個,這是社會的現實,不管官方強調幾多十次中國的和平崛起。相反,日本曾經是一個癲狂的軍國主義國家,這是事實,但已成過去,今日的日本無論從體制、民智、文化而言,都已經是一個沉穩、成熟的現代民主憲政國家。在一個有民主選舉、在野黨、媒體、公民社會監察和制衡的國家,不大可能重演當年的大帝國侵略。 那你說,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軍國主義威脅?如果要反軍國主義,是要到中聯辦,還是日本領事館呢?抑或你所做的,根本就不是反軍國,而是發洩你民族主義式的歷史怨氣?好好想一想。

(此圖原載於"Wikimedia")

  中國比日本更傾向軍國主義,這不是我說的,許多兩岸三地的知識份子都曾經提出這點。例如梁文道在<應該打一仗了(中國人成熟嗎之一))就說很多大陸人「迷戀戰爭,想像戰爭,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」,「不管是公開活動,還是朋友聚會,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。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,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,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題」,並以大陸所有戰爭節目都保證有高收視率為佐證,說明中國人是如何對戰爭發燒。大陸著名評論員邱震海也在他二零一一年的博文<崛起期的中國應汲取德日教訓>(此文收錄於《鳳凰博報年度文選2011:給理想一點時間》一書)指出,當今中國跟二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同樣在現代化運動取得重大進展,經濟軍事實力急速堀起,也同樣沒有經歷與硬件發展相應的思想啟蒙(如英、法、荷等國,根本沒有可能出現極端法西斯政權),思想精神的空洞可能被極端主義所充塞和填補,最終釀成悲劇。愛國者無罪,但他們推動的反日思想會否被卑鄙者利用,以致造成又一次的戰爭慘劇?反軍國主義沒問題,因為鼓動戰爭本身必然是可恥的,但可否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框,推演成對所有尚武思想(包括所謂打一場仗「奪回」釣魚台、南沙群島等)的警惕?

(此圖轉載自Dongtaiwang.com,來源不明)
  或許不能完全怪責這些民族主義者,因為我們這幾代人所接受的歷史和思想教育,本身就是推崇一種雙重標準、狹隘反智的國族情感。教科書大力鞭撻英法的帝國主義行為,但沒解釋為何秦皇漢武的南征北討會變成一種值得炫耀的戰功。中學歷史讀到秦始皇平服南方百越後,「徙中縣之民」到百越地區移民戍邊,又算不算一種殖民行徑呢?歷史書沒有帶我們批判反思,只是在總結一段概括為「為中華民族融和奠下重大基礎」,背後的血汗和淚水,在大帝國的統一、中華文明的伸張面前,都只算個屁。中國人最咬牙切齒的南京大屠殺,有三十萬人喪生,我們每年都有悼念,但國共內戰中長春圍城同樣死了三十萬人 (1),大陸當然沒人提,但香港沒人講,台灣也沒人講。且勿論這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責任,但最起碼的悼念活動沒有,歷史教科書也不會提及,又是為甚麼?難道南京死的百姓是人命,長春死的人民就不是了嗎?因為這不涉及國仇家恨,是內戰?自己人的互相殘殺、視同胞性命為草芥,豈不是更可恥、更值得後世警惕麼?好好想一想。

  還有藏人接二連三自焚時大多數漢人可恥的沉默,歷史會記下這筆賬。也難怪的,因為當德國人過去六十多年從不間斷地反思當年的錯誤,在中國,釀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,其頭像還高掛在天安門樓頂。一個雙重標準、盲目自大、不懂反思過去的民族,註定永遠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。


(1) 詳見<慘絕人寰的長春戰役:長春包圍戰真相>、<長春圍城 共產黨屠殺30萬平民>,龍應台在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書中「兵不血刃」一章對長春圍城也有大量的歷史考證和描述,雖然受到李敖挑戰和質疑,但爭論也是環繞國共兩黨的責任,長春圍城以致大量平民死亡的史實無容置疑,而且李敖在《大江大海騙了你》文中南京大屠殺和長春圍城「根本不可以類比的。南京、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,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,『原因』根本不同。」的說法,正正就本文批評的論述,誰是誰非讀者可自行判斷。

吞噬一整代人

  早兩日蘋果出了一單新聞,題為「港大畢業生驕縱 失僱主心」,內容大概是港大生因為成績、家境較好,所以較為自我欣賞,工作的靈活性和平易近人的程度,不及平民出身的其他學生,例如中大理大等。文中所謂的HR專家,原來又是惡名昭彰的周綺萍,當然又是一面倒的罵聲震天。七八月份暑假,畢業生搵工時節,總有一些甚麼人力資源顧問、甚麼商會僱主,出來左一句香港學生競爭力不足,右一句時下年青人不肯捱不肯搏,乘機壓價將你班蟻民榨乾淨而已,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。

  那段新聞的論點,不花口水駁斥,反正嘴長在他們那兒,他們覺得港大生太寸嘴太貴族的,這是主觀意見,理性上無從駁倒的。反而,新聞引申出的又一次世代論戰,和年青人時下的困境,實在不吐不快。老實說,甚麼年青人不肯捱世界、不肯拼搏這些論點,只要稍微有了解實情的,都知道絕對站不住腳。明明工時長達嚇死洋人的十一二個鐘,人工低福利差上位慢,做到死狗模樣又要百般討好老板,還總是有一大班上哂岸的「老前輩」出來搖頭晃腦,指點你這班年青人太自我中心。大佬,積極一點,又說你鋒芒太露,太過心急搏上位,謹慎一點,又說你不思進取,沒有做大事的風範,不夠其他人(即是大陸人)爭。吹多兩句,又開始講自己八九十年代如何如何的威風,三十出頭就在大企業獨當一面。其實大家心照,當年香港經濟飛騰,食正改革開放做中外買辦條水,加上九七移民潮,那些五六十後很多都短短十年八間就上到位。客觀來說,今日年青一代面對的環境一定更他們差(香港對中國戰略地位下降、環球經濟長期處於不明朗、來自大陸學生的競爭等),要付出的努力、要學的知識技能很有可能比他們多,得到的機會和回報卻是可悲的不成比例,還有甚麼好說?

  其實很多年青人,也不是要抱怨甚麼時不與我,畢竟外在環境非人為可以控制得了,每個成長的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因素和背景。他們不滿的,是老一輩盡攬了風光、佔盡便宜,甚至透支了下一代的幸福(例如埋首炒樓炒股票,眼看香港產業空洞化,只剩下金融地產),還要風騷地在年青輩面前炫耀,將自己的滿足和自大建立在摧毀年輕人的自信。至今我也沒有見過一個地方像香港這樣,老一輩不但不提攜後進,還要把他們踩在腳底的。他們對後生一代到底有多大的仇恨,以致要窮這麽大的力氣,抹黑一個世代?同時還要假惺惺地說他們是社會的未來棟樑,對之寄予厚望,這又是多麽的諷刺?一整代年輕人,就是被吞噬的一代,背腹受敵的一代。眼前面對的是整個社會流動的停滯,龐然巨獸般的不公義的制度,要與一車車來自大陸的甚麼尖子狀元全國精英爭飯碗,背後還要承受一班賴死不肯退下來的老餅明槍暗箭。


  這一代人無奈、鬱怨、憤怒,他們只能挫敗地咆哮,然後聽著餘音的狹隘的板間房內,迴蕩無窮。還可以怎樣?


上岸

   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禮各顯神通,向狗奴才梁振英演繹他們各自的怨憤和不滿,直行直過、舉中指、三鞠躬的創新抗議,自然在網絡熱傳,連曾經(現在也是?)是梁粉的黃秋生都激讚他們是未來特首。就在這個時候,反高潮來了,師奶網絡兵團的集中地「親子王國」出現帖子,指責這班學生沒禮貌呀、不懂尊重呀、讀屎片,諸如此類,當中較引起筆者的是這樣一句:「我如果係大公司的HR,呢班人一定被blacklist」。

  這句話的口吻和姿態,真的將香港大多數中產家庭保守、功利、拜金的心態和見識勾勒得淋漓盡致。潛台詞其實就是「你班死o靚仔搞咁多野,對第時出黎搵工有幫助咩?可以當飯食咩」。再推演下去,就是對一切政治、價值、文化,甚至演藝同學演藝專業的輕蔑,以「可唔可當飯食先」為衡量應然對錯的基本準則。有人說這是因為香港離地中產的階段性格使然,也有人說這是由於港英年代灌輸去政治化、搵銀至上主義。這些都正確,但我想到一個更直接的原因:上了岸,就自然心態不同。


  其實很多中產家庭、商界、專業人士,對於民主自由、價值文化這些東西不是一無所知的。他們也認同民主、人權這些都是好的,但因為他們上了岸,所以they don’t fxxking care。因為他們幾千萬身家,兩三幢物業在手,有沒有普選他們的生活照樣無憂。成為了既得利益者,就變成了建制的一部份,對於任何衝擊建制的人和事,都必然地群起而攻之,因為利益尤關。誰都年輕過,幾多人中學大學時期一樣有理想、有激情,搞學運社運,也不比現在的演藝學生保守溫和,結果出來工作三五七年,不是被排山倒海的工作消磨意志,就是因為上了岸而對不公義變得沉默。

  說到底,社會的流動猶如搭地鐵,車上乘客永遠不滿月台上的人夾硬要逼進車廂,覺得他們很無賴;想擠進車廂的永遠不滿在車上的不肯行入些少,覺得他們太自私,弔詭的是,當後者擠進了車廂後就會立即看不起月台上的眾生,忘記本來自己也是未能上車的一份子。社會亦然,上了岸的不想其他人上岸,未上岸的覺得上了岸的阻住自己上岸,自己上了岸後,又會化身既得利益者成為建制,幫忙排斥其他人上岸,坐視他們的溺斃。多數人對政權咆哮,是因為他們未能受益,一旦他們成為既得利益者,就自然跟當權者來個和諧大合唱,所以大多數咒罵李+X,是因為他們不是李+X。

  義正辭嚴背後,總有一些不便告人的私心,都是人性而已。

香港執政黨的中國政策

  香港沒有像樣的政黨,多似壓力團體甚於政黨,集中於三幾個議題的爭取,卻沒有一套整全的治港方略、政治綱領。這句話說建制也說泛民,前者唯北京馬首是瞻,烏合之眾爾爾,固然不值一提,而民主派不過是一個基於普選立場而組成的鬆散聯盟,實現了雙普選後,泛民陣營將再無意義。筆者的設想是,假若香港真有一天可以普選特首及立法會,政黨政治(即使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,但行政-立法的執政聯盟也避免不了)可說是必然的走向,那麼一個有志執政的政黨,無可避免的問題,就是它有一套怎麼樣的中國論述?如何看待中港關係?以甚麼原則來訂定其中國政策?

中國因素的重要角色

  王慧麟在<主體意識一文中,指出中國議題可能令泛民在日後的選舉左支右絀,原因是他們欠缺一套完備、合時的中國論述。這個觀察絕對正確,但泛民欠的不但是中國論述,更是一套整全中國政策。現在的香港跟台灣十分相似,同樣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共威脅,同樣在經濟政策上依附大陸,也同樣在兩地融合和保衛本土價值(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本地特色)間打轉。在台灣,中國論述、兩岸政策已成為藍綠兩黨的決勝關鍵,蔡英文去年敗給馬英九,普遍認為是敗於民進黨的兩岸政策。我覺得這個情況跟香港有點兒相似。假設香港已經實行民主選舉,普選自然不再是一個議題,那麼屆時的民主派(其實有了普選就不應再有所謂「泛民」,但姑且保留這個稱呼吧)又有甚麼的能耐,有信心壓倒親中陣營贏得大選呢?借鑑台灣的經驗,香港要保存其自主和自由,但又不可能完全割裂中港聯繫,兩派的決勝關鍵,將會是其中國論述和政策,而非空泛的人權自由議題。
(圖片原載於「台灣雅虎新聞」)

  親中陣營的中國政策很簡單,當然是逢中必撐、逢共必撐,支持中港融合、兩地交流等等,都是甚麼血濃於水、感激中央支持香港經濟、抓緊XX規劃的發展機遇之類,雖無新意,但看錢份上,真是有很多香港人buy的。至於泛民陣營又如何呢?很多香港人會很現實地擔心,讓泛民執政,惹怒中央,很可能會損害香港經濟利益的。想要執政,有些東西是要犧牲的,例如不能再高喊打倒共產黨,注意,我不是叫人放棄原則投共,而是一個很實際的考慮。你要繼續反共,大可以返回街頭,但既然要走入基本法框架下的建制,就等同承認中共管治及其憲制下的執政權。這個矛盾是比參選議會更大的,一面反共一面參選立法會,都尚可以辯稱把抗爭帶入議會,執政則不然,其走入建制、承認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味,可比進入議會強得多。

中國論述的三個問題

  因此,泛民若要執政,必須先解決王慧麟所說「呢頭又叫人結束一黨專政,嗰頭就話要按基本法之法律條文辦事」的人格分裂問題。有人說,泛民執政是笑話吧,中共會容許嗎?這不一定發生,但沒有執政的意志,就一定沒有執政的可能。故此,我認為要抗衡建制派一國高於兩制的「大中國」論述,泛民必須有相應的中國論說,而當中有三個問題,是作為有志執政的黨派必須解答的:他們對於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如何看待?他們對於中國民運抱甚麼態度?他們怎樣理解中港的經濟和社會關係,即中港應該融合還是區隔,甚至切割?


  正如前面所述,要走入香港的政治建制,民主黨派在其主張上要有所讓步。一國兩制中的「一國」,指的是國家主權的一統,試想像有一天泛民執政,香港政府天天高喊「結束一黨專政」,在中共眼中等同顛覆政權、分裂國家,是有可能出兵香港,搶走香港人的自治權,這對於整個本土民主事業是災難性的。同理,只有雙方劃定政治禁地的楚河漢界,河水井水互不相犯,香港民主和自治才有一線生機(當然中共照樣可以撕毀承諾,但除非你有推翻它的把握,否則讓中共深明當中的利害關係,我們才有希望,因為到頭來這只是一場博弈,並非你死我活的血戰)。因此,泛民要執政,就不能夠作出挑戰政權合法性的行徑,要反共抗共,留給民間團體、社運組織去做,這不是自閹,而是自保。由此延伸,就是對大陸民運的態度。香港民主派要與中國民運切割,原因和上面一樣,一旦成為,或有機會香港的執政黨(某種意義上的執政黨,或者執政聯盟的成員),以代表香港政府的身份,參與大陸政治鬥爭,並不恰當,也對香港有害無利,所以都是留給民間去做吧。

  解決了「一國」的問題,「兩制」又如何呢?作為香港有志執政的政黨,必須是立足本土、服膺本土利益的政黨。除了限制於一些普世價值、基本人權的原則,和不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外,香港人的權益應當為釐訂公共政策和分配社會資源的核心原則,這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的,除了履行人道責任外,民選政府必然是向選民負責,保護本土的權益。因此,在中港關係方面,應當如此理解:在國家主權和安全議題上,香港不會挑戰中國對港的主權,亦會履行基本法的憲制義務,但在經濟、文化和社會交流上,中港應該站在對等的位置,各自按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合作、協調、交流,香港不基於政治原因為所謂的國家利益服務(如高鐵、新界東北),更加不會因血緣、國族的理由對中國公民有任何優待(如雙非)。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,香港才能保持己方的特色和優勢,確立自主權,跟中國大陸平等合作交流(而非「溶合」),各取所需,互惠雙贏。


  退一步說,即使不矢志執政,單單站在選票議席的立場,重塑其中國政策,都絕對是各泛民黨派的當務之急。

歷史回顧:兩代人,兩個中國經歷

 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,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,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,期間就雙非、自由行、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,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,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,因此兩派的交戰,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。中華派和本土派,當然在很多論述、立場、政策上,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,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,在於兩派如何看待「中國人」的身份連結,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,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,用這兩代人的「中國」經歷,解釋他們的中港觀。

貧窮但可愛的祖國

 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,例如何俊仁、李卓人、李永達,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,即所謂「嬰兒潮」(baby boomer)世代。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,參與社會運動,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,形成與「國粹派」分庭抗禮的「社會派」。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、文革結束,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,由八十年代初起,至八九民運,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。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,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、社會氣候,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,西單民主牆、星星美展、《今天》詩會,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。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,站在反英殖、反帝國主義的高度,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,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,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,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,並在「民主回歸」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。好景不常,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,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,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。然而,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,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,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。 

(西單民主牆,此圖原載於「多維新聞」)
 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,大中華派跟土共,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,一樣支持保釣運動、對日要求索償、反對台獨等等,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,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,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。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,但在愛國情懷、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,是別無二致。可以這樣說,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,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,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,香港養兵千日,就可用在一朝,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。打個比喻,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,但時移世移,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,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,世界變了,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。尚且未能保自身,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?

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

 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,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、專橫、霸道的中共帝國。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,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,相反,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,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、高效而有誠信,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、社會欣欣向榮,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。更重要的是,在九十年代,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,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。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「阿爺」(這個詞語令人作嘔),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,不斷阻撓普選進程。九七主權移交後,對香港新生代而言,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,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、集會權利、學術自主、司法獨立、廉潔程度、政府管治、社會民生等等,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,無不全面倒退,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,也在此不贅。總而言之,八九十後的年青人,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,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,故此他們的中國觀、中國經歷,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。

(此圖原載於「阿波羅新聞」)

 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,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,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,可說是不容置疑。然而,愛國情懷消減,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,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。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,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,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。傳媒廣泛報導、網絡大肆流傳,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、嘴臉都不必多講,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,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,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,搶床位、學位、物資,令到人頭湧湧,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。人是現實的,自身利益受損,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,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。


 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,這是毛澤東說的。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,不用逼人愛國,也不必逼人不愛國,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,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。

失落的年代

(原載於《刺青雜誌第四期<昔>)

  通常一個地方開始懷舊,就代表那個地方不濟了,以致要寄情於舊時代的片段,在蛛網塵封的回憶沙漏中,吸食暫解煩憂的精神鴉片。我城這個年頭也真的很糟糕,亦也許如此,才吹起一波又一波的戀英、戀殖熱潮,撫今追昔,好消解今時今日的種種愁緒罷了。

  當然,相比今日諸事不順、坐困愁城的香港,那個教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的確美好。那個年頭,真的是「香港,勝在有ICAC」,廉政公署四隻大字,足教香港人傲視亞洲,更不會想像到廉政專員也有豪飲豪食、送禮套交情的一天。那個年頭,魚翅撈飯、滿地黃金可能是說大了,但經濟騰飛,用燈紅酒綠、紙醉金迷來形容絕非失實,起碼人人都有上流機會,樓價雖然高昂,但總未至於儲十年錢都未夠付首期。那個年頭,沒有成千上萬的自由行湧入香港,沒有人來搶米搶奶粉搶床位搶學位,也自然沒有一間一間的小店變成金舖藥房。那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,是有黃家駒、梅艷芳、張國榮、陳百強、黃霑的年代,是香港劇廣東歌港產片風靡華人世界的盛世。那是英女皇頭像高掛、寶藍色香港旗飄揚的八九十年代,令人懷念的八九十年代。



  有些經歷過六七十年代英治的老一輩,搖頭晃腦的「教導」我們來自英國的殖民者也有黑暗的一面,也曾經貪污、腐敗、高壓,因為他們那一代的共同語言的另一個故事,包括反帝國主義、反殖民管治,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情懷。他們也是對的,這些都是史實,但對於我們這一代,這些都是太遙遠,太無關宏旨。整個關鍵是,我們這一代切切實實面對的,實在是太糟糕,太不堪入目。我會形容,我們是處於一個失落的年代。太醜劣的政治生態,太殘酷的現實環境,令我城仿似失落了前景,失落了希望,失落了夢想。過多的愁情、惆悵、無奈,除了埋首於舊時代,聽前人憶述那些大江東去的美好風光,我們還可以怎樣?

以愛國爭民主,堪比浮沙築碉堡


  六四晚會成為大中華派及本土派交鋒的最新戰場,是意料中事。因為六四既是愛國民主派重中之重的政治符號,亦是兩派在政治立場和論述上的根本分歧。沒有六四,就沒有出走的司徒華、李柱銘,沒有反共的學聯,更沒有今時今日的民主派,至於本土派既堅持中港區間、香港優先,更遑論支援所謂中國民運了。兩派矛盾本來就尖銳,今年支聯會更打出「愛國愛民,香港精神」的旗號,恐怕若非事有湊巧,就是有意為之了。

  愛國本來就是一件荒謬的事,人生而為人,自由而獨立,有自身的權益和計算。國家者,不外乎一個虛幻的想像、不實質存在的符號,要人為了國家而犧牲個體,不是封建年代的愚忠,就是泯滅自由的法西斯。可見愛國主義,也不單單是流氓的避難所。不過國家值得投放感情,也都罷了,但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國度呢?一個吃東西怕毒死、搭火車怕撞死,沒Facebook、沒Youtube,上網多說兩句話都會坐牢的國家;一個舉頭不見藍天、低頭只見濃痰,充斥人滿之患,沒禮儀、沒文化、沒道德的國家;一個壓抑方言、連人家寺廟都要放你毛鄧江胡頭像,逼得幾多僧侶自焚,卻沒一個漢人為他們仗義執言的國家。愛國?愛塊石頭不更好,還要年年為它痛哭流涕,慷慨激昂的高喊口號,沒病嗎?

(此圖原載於「支聯會」網頁)

  而當中最最最荒謬的,是將愛國和民主掛勾,說甚麼為國家爭民主人權,才是真正愛國的表現,要跟中共爭「愛國」的話語權云云。一言蔽之:戇居。基本上,立足於愛國愛民的道德和情懷,跟中共討(對,是乞討,不是爭取)民主自由人權,未打已先輸。爭取民主自由,是建基於跨國界的普世公民責任,正如我們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員,對於中東茉莉花革命、緬甸政治改革待,同樣樂見其成。然而,這種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不分國界、種族的,原因有二:一,以愛國情懷爭取民主、自由,猶如在浮沙之上築碉堡,因為民主是理性的計算,在於民權的實現、權力的制約,愛國則不然,今日愛國與民主可能在同一立場,但彼時彼刻為了虛無縹緲的國族感情,大可以將集體利益凌駕個人自由,譬如說戰爭時期,一句愛國就可以剝奪自由、置民主公義於不顧。由於愛國二字極為主觀,大可隨人解讀,詮釋大權更大多操在當權者手中,一旦跟他們講愛國,無論如何加上民主自由人權公義,反正已經人為刀俎,自投羅網,正中政權下懷了。

  第二個原因,就是站在香港的立場,捲入愛國情感、民族主義,絕對有百害而無一利。大中華派的愛國論調,就是愛國不愛黨,但這根本就沒可能,正如中共跟你說「黨國分家」你也不會相信。中華人民共和國,國旗中的一顆大星,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,國就是黨,黨就是國,二為一體,何來加以辨別?好,撇開愛國不談,有人說,你看中共治下的老百姓,我們豈能不救他們於水火之中?這是謬論。第一,香港在近十多年的侵蝕下,自身難保,獨善其身尚且不能,又何以道濟天下?第二,再多的燭光,也撼動不了政權。要對抗巨獸,不能不有清醒的頭腦,前提就是先從維園comfort zone抽身,看一看保住香港的格局,是否比起空喊口號更有效。人家喬曉陽說要愛國愛港,你就走出來要跟他們「爭民間的話語權」,比愛國鬥愛民,到頭來就給政權牽著鼻子走。爭普選爭人權,還要投鼠忌器,生怕被扣上不愛國的罵名,卻不知「洋奴漢奸」的帽子,無論如何在中共眼中都是逃不了的,結果豈能不在政治格鬥節節敗退,一路走來又一事無成?

  老實說,我不反對年年點起燭光,對抗當權者的遺忘,宣揚民主的理念。我反對的是支聯會偷換概念,把愛國搭上民主,搞一種煽情、排外的血緣政治。有人說,即使反對支聯會主題,都應該站在人道立場參與晚會。我的回答是,不能夠反對主題,但照樣參加集會,皆因當中牽涉的是政治原則的問題,原則之高之重,沒有半點滑頭取巧的餘地。

  支聯會要繼續愛國愛民,那麼,我們就在此分道揚鑣。

販賣同情心


  回想當年零八汶川地震港人熱情捐輸,對比今日雅安地震,時移世易,港人對於捐款賑災的熱情大不如前。很多人想起當年肥了貪官共幹的冤枉錢,籌款箱前駐足卻步的多,慷慨解囊的少。不是善心減退,而是經一事長一智,吃了虧學了乖。

  貪官大發災難財,在天災過後祭起「一方有難,八方支援」的把戲,然後侵吞善款自肥,原理上跟大陸很猖獗的集團式行乞並無二致,都是販賣同情心的生意。投錢幣入乞衣缽前,很少人會想,這只會肥了背後操縱乞兒的集團,苦了的,可是更多被拐帶然後斬斷手腳行乞的孩童。同樣地,汶川地震過後,大筆善款落入貪官、偽慈善機構口袋的消息時有所聞,港府捐款興建的希望學校變成地產項目也屢見不鮮。那麼你想一想,捐錢上去,肥了權貴,又有幾多去到災民手中?最終會否變相壯大了專政巨獸?我不反對做善事,也覺得盡人道責任是應有之義,跟蝗民水貨客無甚關係。關鍵是做善事,也要用得其所,否則就行善變成作惡,助紂為虐。所以我支持潘小濤的提議:民間可以稍遲捐款,先讓中央政府救災;往後找機會直接捐給災民;及找一個可信任及熟悉的民間機構捐款,千萬不要經官方之手。

  至於港府撥公帑協助賑災,則大可不必。這牽涉兩個重大原則:一,根據基本法第一零六條:「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,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。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。」香港財政獨立,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(注意:是「全部」!),不必向中央政府繳納任何稅項。換言之,香港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義務,為深圳河北的事務負上財政責任。有人說,全國各省各市都要撥款賑災啊,香港怎麼能置身事外,我只能答你:對不起,這就是一國兩制,我們以基本法為準。二,在道義而言,很簡單,假若世界其他地方發生類似天災,你會否履行相同的道德責任?答案恐怕是不會的,否則香港再多一萬億儲備也不夠使。所謂道德義務,就是基於作為人類一份子的人道責任,是不分種族國界的,既然你不會為其他人類做同等的事,你怎麼能要求我對某國某地負上與眾不同、高人一等的道義呢?說到尾,要捐款,每個市民自己可以捐,錢和物資都可,豐儉由人,何必動用公帑?不是刷鞋表忠,又是甚麼?


  但願生者堅強,逝者安息。抽少點政治油水,別搞販賣同情心的生意,才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。

奴才之聲 「愛」港之賊



  今日城大舉行佔領中環研討會,嘉賓陣容之「星光熠熠」,堪稱左中右各路英雄雲集,有左翼的長毛、自治派的陳雲、台灣民進黨的林佳龍等,當然少不得佔領中環的標誌人物戴耀庭教授,但最離奇的是竟然連現代紅衛兵「愛港之聲」的高達斌都是坐上客。佔領一說提出已有一段時間,但民間和輿論對此仍有重大分歧,原本今次是運動倡議人、走在抗爭前線的社運代表、對佔領抱懷疑態度的自治派,就整個公民抗命運動進行大辯論,思想交鋒、激濁揚清的大好機會,可惜卻被一眾愛字頭的黨國盲毛、維園阿伯踩場,筆者執筆之時研討會雖仍未完結,但相信最後只會鬧劇收場。


愛國賊在想甚麼?

  這些愛字頭的紅底組織,以愛國愛港為名,對民主派極盡人身攻擊、潑婦罵街之能事,又貫徹共產黨文革年代「群眾鬥群眾」的路線,多次發起撐政府撐CY的遊行,「製造民意」跟泛民打對台,當然多數是出醜收場。紅衛兵既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,也沒有自己的感情價值,因此講到愛甚麼愛甚麼的層次,是言重了,不過是小農DNA發作,做盲從權威的走狗而已,叫奴才之聲比較合適。雖然他們當中許多都是收錢開工,沒有自己的主觀判斷可言,但有一些的確真心相信要和諧穩定、要服從政府,真心憎惡他們眼中那些「搞亂社會」的政客傳媒的,日本學者加藤嘉一著作《愛國賊》一書,談的就是這幫人。

  從他們的口吻和說話,可以看得出愛國賊的意識形態有三大主要構成:一,極端愛國/民族主義,滿腦子都是鴉片戰爭、日本侵華的歷史片段,經常幻想西方勢力亡華之心不死,安排大量漢奸間諜想消滅中國、奴役國人,並盲目相信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高於個人自由,高舉集體主義;二,功利和拜金心態,將中國人文化中的市僧現實發揮至淋漓盡致,「搵食」至上,對權利的認知僅限於吃飯權和溫飽權,停留在殷海光人生四大層次的生物邏輯層,故此堅信維持所謂繁榮穩定遠比民主自由重要;三,對權威和領導者的服從,不知是由於基因、文化還是甚麼原因,世上有一種人就是天生喜歡服從有權力者,這種人無論在學校、公司、社會都會遇到,總之誰是大佬就跟從誰,不問因由,不問對錯,他們跟的基本上不是中共,不是梁振英,而是他們所掌握的權力。

步入流氓政治時代

  暸解了這班紅衛兵的心態,你就知道他們有多難纏。他們不講理性,不聽論述,不信任何普世價值,眼中只有權力、金錢,所以跟他們辯論只是會徒勞無功的,我勸大家不要討論唇舌。他們背後當然有中聯辦等的動員,發動群眾支持政府、打擊反對派,只有在北韓、俄羅斯、伊朗等獨裁國家才會出現,因此香港自此步入流氓政治的時代,情況堪憂。發起「群眾鬥群眾」,是毛澤東的皇牌手段,打地主、打資本家、打知識份子、打倒劉少奇,全部都是假借人民之手,他不費一兵一卒。

  香港當然未至於出現文革式的批鬥,但愛字頭的紅衛兵出現,基本就是向反政府的抗爭力量潑污水,政權不怕其他人覺得愛字頭組織很荒謬野蠻,它只是要令普通市民覺得「兩邊都唔抵幫」,將整個運動的觀感變得很混亂、很暴力,令中間派的市民對政治望而卻步。作為未來一兩年泛民最重大的抗爭運動,佔領中環出現這些紅衛兵暴徒搞事,令佔領運動在普羅大眾眼中變成充滿暴力的鬧劇,可以說是必然的事(你看他們在最近幾次普選和佔中的研討會如何活躍就知,好像已經有反佔領中環的相關號召出現),策劃者要有兩手準備,參與的朋友也要沉得著氣,青瓷何必鬥爛瓦,可以對他們的指罵報以大笑或掌聲,跟他們對罵就中計了。

共黨語言系列之梁振英的「內交」


  最近蘋果報導《梁振英為搞「內交」大花筒》,連蘋果都中招用上共語,不禁心頭一震。梁振英自上台以來,賣港求榮當然是路人皆見,連用字遣詞都緊跟中共腳步,猶恐北大人看不見他落力扭動的屎忽花。有網友列出他施政報告的核突用語:甚麼做多做闊、發展大潮、加大力度、親水文化、走出去引進來、成熟一項推一項、地區問題地區解決、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等等,共味之濃,教人瞠目結舌。當中最叫人毛骨悚然的是據說由他自創的「內交」一詞,盡顯獻媚奴才一格。

(此圖原載於主場新聞)
  他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內交一詞,在今年一月表示準備好加強「內交」、三月辯稱因買家印花涉及「內交」故要「知會」王光亞,劣等詞彙像傳染病般散播,播到學術界傳媒界。先別說內交一詞又內又交的,惹人暇想的程度堪比Xiqu中心,自回歸以來,港府及傳媒棄用「大陸」一詞,改以「內地」稱呼深圳河北的大陸地區,卻不知已墮入語言植入的陷阱,反而樂在其中。「內地」一詞在大日本帝國時期用以稱呼日本本土,以示跟台灣、朝鮮等當時的日本殖民地(「外地」)相對,可見「內地」其實帶有極強烈的殖民色彩,等同對宗主國或殖民母國的稱呼。近年隨著兩岸交流日頻,不少藝人不知不覺間都用上「中國內地」的稱呼,變相將台灣矮化成中共的殖民地,誤墮中共的語言陷阱,難怪文化部長龍應台早前表明這個稱呼「不妥當」。

  滿口內地這樣內地那個,猶如撤去抵禦赤化的語言屏障,暗合深紅帝國的橫蠻入侵,將自外於暴政的「特區」矮化成帝國的殖民地,哀哉。港人棄用「大陸」改稱「內地」,相信主要是認為「大陸」帶有歧視味道,覺得用「內地」一詞好像比較客觀。其實「大陸」二字本來就是不帶情緒的客觀描述,只不過人衰就連稱呼都搞衰了,描述對象的形象差,稱呼就自然帶有負面意味。最近可能又覺得「內地」一詞變味,退而求其次,改叫「國內」了。Come on James,劉江華改名做劉德華,不會變得魅力四射吧。

(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)
  說到底,「內交」、「內地」這些字眼,都是港共整色整水的傑作,希望扭盡六壬令港人「人心回歸」,然則朽木又豈可雕?梁振英的所謂內交政策,擴大自由行、東北割地、安插紅色資本,無不以大陸利益為先,媚共賣港。明眼人都看得透,香港目今跟大陸的交往融合,不是太少,而是太多了。雙非、自由行、水貨客、炒貴樓,都是源於深圳河北。香港真正需要的,是維繫一定程度的中港區隔,是保持香港獨特的價值和制度優勢,是善用憲制框架下的次主權,積極拓展對外關係,別讓國際都會矮化成僅供「內地」援交的次等城市。膠少陣、交少陣,梁振英就算功德無量了。

給佔領中環一個機會


  由泛民到建制派,「佔領中環」自從戴耀庭教授提出後已經成為政壇熱話。明報、蘋果兩份主流民主大報日夜催谷,各大政治明星陸續表態,泛民人士逐一埋位,「佔領中環」似乎已成大勢。吊詭的是,在平日主張最進取、思想最進步的網絡世界,對戴氏方案的冷嘲熱諷、嚴苛批評不絕於耳,陰謀論大行其道。昔日講議題、搞運動,通常是主流冷待,網絡熱議,今日竟然逆轉,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  筆者立論之前,自當先申明立場。我原則上支持爭取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,但對戴氏方案(無論前設還是細節)則大有保留,而在這個階段支持反對、讚賞批評都絕無問題,然則任何人身攻擊、陰謀論都大可不必。

這是「我們」的公民抗命運動

  首先對戴教授的道德勇氣和政治自覺,我必須致以萬二分敬意,但對於戴氏方案當中的前設、方向和細節,我亦不敢苟同,例如「尊重」中央有權否決全民選出的特首、為群眾參與年齡人數設限、簽紙到警署自首等等,這些許多論者都已經指出並深入分析。因此批評「佔領中環」者(姑且叫批評派)的立論很多都是有其基礎的,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。然而,很多批評派對「佔領中環」的抨擊,都是建基於對戴氏方案以至戴氏言論的不認同,這是放錯了焦點。

  我想說的是,根本不必將「佔領中環」等同戴氏方案,我們沒有必要限死自己在戴氏方案的框架之內。我想起碼有兩個重大原則,批評派都會認同的──第一,二零一七年我們要有合乎國際原則的特首選舉(立法會全面直選的時間表似乎有分歧,暫且擱下不談);第二,我們要發起以公民抗命為綱的不合作運動,不論任何形式。因此,在這兩個原則下,你大可拋出黃氏方案、陳氏方案、ABC方案,基本上所有事情都可商榷,但千萬不要因噎廢食放棄討論。關鍵的是,未來數年,是香港爭民主的重要時刻,舊有的遊行示威形式已經不足夠,而我們需要一個全民投入、大規模公民抗命的不合作運動(佔領中環,甚至罷工、罷課都是可行選擇),逼中共交還普選權利。

  大家都弄錯了一件事:這是屬於「我們」的公民抗命運動,不是戴教授一個人的運動。戴氏方案只是起點,接下來的路怎樣走,就看大家的討論和參與,而不是冷嘲熱諷,然後袖手旁觀。拋磚引玉,我想這也是戴教授原先的用意。

If not this, then how?

  一個方案拋了出來,批評是少不免的,所以沒有人有資格說批評派是搗亂云云,但有些時候批評很容易,但冷嘲熱諷以外,每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能夠為香港的民主做些甚麼?捫心自問,自己肯為民主自由付出幾多。如果你跟我說,沒有甚麼所謂的,平日講民主我也要來過過口癮而已,香港是否有民主我不在乎。沒問題,請你繼續。但如果你在想,不行,為了我城,為了下一代,為了公義,我一定要盡力為香港爭取民主,跟政權賭一鋪。那麼批評「佔領中環」沒問題,不參加也沒所謂,但你就要想一想,If not this then how?不佔領,還有甚麼法子?沒有其他辦法,但又不參加佔領,那只有兩個可能性:你打算「鳩等」,等運到,否則你就想一下到底誰在佔領光環?

  有人說,目今本土意識高漲,佔領是註定失敗,只會消耗民氣。不好意思,我不清楚這是甚麼邏輯。首先,維護本土權益,我舉腳支持,但看不見跟「佔領中環」有何衝突。至於消耗民氣一說,實在可笑,運動從來都是層層遞進、步步進逼的,君不見由零三零四年五十萬人上街,到反高鐵包圍立法會、五區公投運動,再去到反國教佔領政總。過去十多年間,香港抗爭運動一直都是步步升級的,雖然屢敗屢戰,但反抗意志只有越見強大,卻不曾消失過。不發起新一波不合作運動,連凝聚民氣都無從談起,又何來消耗?



  也有人說,公民抗命只對英美這些文明國家有效,對著中共一定要武裝革命。然則在這個時刻,所謂「起義」的可能性有多大呢?百萬大軍面前成功的機率又有多高?有多少香港人會支持呢?況且當我們連「佔領中環」也擔心參與人數不足的時候,肯拿刀出來準備流血抗暴的人,我很懷疑有沒有十個。有一天非暴力公民抗命也失敗,香港可能真的被逼到要武力抗暴,但不是現在。起碼直到這一刻,我還希望給佔領中環一個機會。

從港台事件看維穩辦亂港


  鄧忍光整頓港台事件風波未平,醜聞越爆越有,先後抖出鄧忍光要求施永遠執行政治任務」不果後將對方燉冬菇、要求員工交代創作「思想過程」、涉嫌竄改會議紀錄。鄧拋出不能用希特拉作諷刺這個所謂「國際慣例」,結果惹來全城恥笑,又被電郵踢爆鄧在立法會表示「缺席論壇的官員是否尷尬非考慮點」實乃大話。所謂AO精英,為了舔共上位,行事手法之拙劣,令人咋舌。

(此圖原載於「頭條新聞」Facebook專頁)
  其實更令筆者不解的,是港台幾個諷刺、評論的政治節目,到底有多大的威脅,多大的冒犯,要出動如斯大的人力物力,背負這麼高昂的政治代價,加以消音整頓?港共多年來不忿港台,希望將之變成CCTV,已是人所共知,當中最視為眼中釘的,就是《頭條新聞》和《議事論事》兩個電視節目。前者是幽當權者一默的諷刺節目,後者則是評論社會政治。老實說,在今日資訊氾濫的互聯網世代,網友一張惡搞圖、一篇寸爆當權者的潮文,都可以有幾十萬個like,成千上萬個share,要資訊都上Facebook、看「蘋果動」、聽網台啦,電視媒介的影響力還剩下多少?得罪講句,《頭條新聞》早就做到爛,很多位都笑不出了,論寸嘴、論搞笑,跟許多網絡出品根本沒得比。消滅了一個《議事論事》,但又豈能堵住悠悠眾口?梁振英民望低殘,是咎由自取,以為取消兩三個電視節目,就得以愚昧大眾?實在是太天真了。

  為了幾個電視節目,竟然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搞政治任務,實在是貽笑大方。港共當然想港台變成官方喉舌,但辦得到嗎?就算做得到,會有香港人看嗎(亞視、鳳凰衛視就是樣辦)?不就是多了個電子版文匯大公而已,卻激起了社會更強的反彈,弄巧反拙。類似的思維也在大專界發生,港大學生會,已經很久沒人理會了,在校園裡,根本沒人視之為甚麼學生領袖,港共卻耗費幾多資源,想要赤化港大學生會。赤化了,又如何?當然他們最終要消滅或者取代現有的學運組織,但又是那句,在今天的社會,學運團體又剩餘多大的影響力?只要有議題,Facebook開個page都可號召數千人,一些傳統學運、工運組織有時遊行卻不過寥寥一百幾十(完全no offence,純粹以事論事),可見今日的社會已非八九十年代可比。

  從一個理性的角度看,這些小動作根本是不必要的,以中共的整盤棋局來說,香港只要不出亂子,就是上上之策。你看零五零六年的香港,只要少搞政治動作,自然風平浪靜,政府坐享高民望,民主派根本搞不出甚麼花樣。但一眾港共小鬼,偏要無風起浪,原因不外乎兩個:一,左毒上腦,不講政治理性,一味抱住意識形態死衝,學毛澤東-「與天鬥,與地鬥,其樂無窮。」所以鄧小平提出「警惕右,主要防左」。二,維穩辦思維,呃維穩budget,先製造一些亂局,再將那地方向中央抽繪得如何危機四伏,又受外國勢力侵擾,總之有「亂」,才有「穩」可「維」。你看整個大陸都是這樣的,年年數千億維穩費,群眾事件上升到每年幾十萬單,可見維穩辦治國,越維越亂。

二零一七沒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


  自戴耀庭教授拋出佔領中環方案,社會就普選的討論開始進入熱身階段,泛民展開相關籌備工作,親共人士亦在不同渠道放風試水溫。按目前建制派的口徑以及過往中共的劣跡,二零一七會是假普選應該毫無懸念。當局肯定會透過所謂的提名委員會,篩走反對派人選,令行政長官選舉變成幾個爛蘋果之爭。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,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,但時間將會證明,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。



有民主自由,才有真正的繁榮穩定

  中共想掌控香港,不外乎兩條路:一是董曾模式,透過建制精英、親共勢力間接管治香港;另一條是梁振英在走的路,消除所有反對力量、取代現有政商體系,中共直接治港。事實證明,前者的政府缺乏民意授權,根本沒動力觸動政商勾結的龐然體系,更遑論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解決「深層次矛盾」,以致民不聊生、動盪不斷。至於後者更是天方夜譚,先別說要完全赤化香港是何等艱難,就算做得到,一個金融城市,首要條件就是資料流通、法制建全、傳媒監察,沒有了自由法治,外資撤走,香港只是一無所有的死城,中共要來幹嗎?

  當權者根本不明白,沒有普選,故非港人之福,亦對中共有害。香港對於中共最大的價值,就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。中共是現實主義者,治港要訣就是一個「穩」字,港人愛國與否,它根本不在乎。穩定不是透過亟力打壓消音可以達到的,一個最穩定的香港,就是一個有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自治城市。有了民主選舉,民選政府有力解決社會經濟矛盾,人民得以透過選舉制度排解不滿,如此一來,香港真正繁榮穩定,中共承受的道德和輿論壓力又大幅消減,於彼有百利而無一害。有人說,有民主會動搖國家主權、政權穩定,先別說這個立論基礎荒誕,共產黨有百萬大軍,維穩輿論機器舉世無雙,區區七百萬人的蕞爾小島,豈能動搖政體半分?



哪裡有壓逼,哪裡就有反抗

  相反,假若二零一七年沒有合乎國際準則的普選,香港人必定作出全面反抗,局勢勢必一發不可收拾。當中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,一個地方打壓越猛,則反抗越烈,近年政治氣候冷峻,抗爭力量反而日見強大,甚至以往傾向保守的學者戴教授都提出公民抗命,連一些溫和泛民黨派如民協都表示支持,就是絕佳例證。更甚者,在近年中港矛盾下,本土意識空前高漲,本土論述磨劍十年,目今香港人不滿雖然日深,但尚且對中共普選承諾有一絲寄望,但一旦期望落空,極有可能選擇走向更激進的抗爭,發起獨立運動,出現練乙錚先生說的「以獨攻毒」。故此中共否決普選之日,就是大中華愛國派的民主回歸論崩盤之時,港獨運動抬頭並進佔主流,亦指日可待。

  沒有普選,中共將在多重意義下失去香港。首先,否決了普選,港人走向全面對抗,社會將再無寧日可言,一個動盪的金融城市價值必然大減,中共會在經濟層面失去香港。港人對中共徹底絕望,轉向港獨旗幟、尋求脫離中國,中共將失去香港的人心。更甚者,當港人的抵抗日烈,動輒發起公民抗命(如佔領、罷課、罷工),以致完全癱瘓社會運作,政府不能再有效管治,屆時中國雖仍手執香港主權,但猶如燙手山芋,跟失去香港無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