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七沒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

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,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,但時間將會證明,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,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。

述說一個中國夢:一個前愛國者的自白

我們香港自有其美麗處,尋根何必北望神州。中華夢是時候醒了,今生,我就只做個香港人。

由龍獅旗引發的思考-本土意識的論述

用一個充滿理想色彩的政治想像,去抗衡港共政權的暴政,這就是龍獅旗的存在意義。

上岸

   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禮各顯神通,向狗奴才梁振英演繹他們各自的怨憤和不滿,直行直過、舉中指、三鞠躬的創新抗議,自然在網絡熱傳,連曾經(現在也是?)是梁粉的黃秋生都激讚他們是未來特首。就在這個時候,反高潮來了,師奶網絡兵團的集中地「親子王國」出現帖子,指責這班學生沒禮貌呀、不懂尊重呀、讀屎片,諸如此類,當中較引起筆者的是這樣一句:「我如果係大公司的HR,呢班人一定被blacklist」。

  這句話的口吻和姿態,真的將香港大多數中產家庭保守、功利、拜金的心態和見識勾勒得淋漓盡致。潛台詞其實就是「你班死o靚仔搞咁多野,對第時出黎搵工有幫助咩?可以當飯食咩」。再推演下去,就是對一切政治、價值、文化,甚至演藝同學演藝專業的輕蔑,以「可唔可當飯食先」為衡量應然對錯的基本準則。有人說這是因為香港離地中產的階段性格使然,也有人說這是由於港英年代灌輸去政治化、搵銀至上主義。這些都正確,但我想到一個更直接的原因:上了岸,就自然心態不同。


  其實很多中產家庭、商界、專業人士,對於民主自由、價值文化這些東西不是一無所知的。他們也認同民主、人權這些都是好的,但因為他們上了岸,所以they don’t fxxking care。因為他們幾千萬身家,兩三幢物業在手,有沒有普選他們的生活照樣無憂。成為了既得利益者,就變成了建制的一部份,對於任何衝擊建制的人和事,都必然地群起而攻之,因為利益尤關。誰都年輕過,幾多人中學大學時期一樣有理想、有激情,搞學運社運,也不比現在的演藝學生保守溫和,結果出來工作三五七年,不是被排山倒海的工作消磨意志,就是因為上了岸而對不公義變得沉默。

  說到底,社會的流動猶如搭地鐵,車上乘客永遠不滿月台上的人夾硬要逼進車廂,覺得他們很無賴;想擠進車廂的永遠不滿在車上的不肯行入些少,覺得他們太自私,弔詭的是,當後者擠進了車廂後就會立即看不起月台上的眾生,忘記本來自己也是未能上車的一份子。社會亦然,上了岸的不想其他人上岸,未上岸的覺得上了岸的阻住自己上岸,自己上了岸後,又會化身既得利益者成為建制,幫忙排斥其他人上岸,坐視他們的溺斃。多數人對政權咆哮,是因為他們未能受益,一旦他們成為既得利益者,就自然跟當權者來個和諧大合唱,所以大多數咒罵李+X,是因為他們不是李+X。

  義正辭嚴背後,總有一些不便告人的私心,都是人性而已。

香港執政黨的中國政策

  香港沒有像樣的政黨,多似壓力團體甚於政黨,集中於三幾個議題的爭取,卻沒有一套整全的治港方略、政治綱領。這句話說建制也說泛民,前者唯北京馬首是瞻,烏合之眾爾爾,固然不值一提,而民主派不過是一個基於普選立場而組成的鬆散聯盟,實現了雙普選後,泛民陣營將再無意義。筆者的設想是,假若香港真有一天可以普選特首及立法會,政黨政治(即使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,但行政-立法的執政聯盟也避免不了)可說是必然的走向,那麼一個有志執政的政黨,無可避免的問題,就是它有一套怎麼樣的中國論述?如何看待中港關係?以甚麼原則來訂定其中國政策?

中國因素的重要角色

  王慧麟在<主體意識一文中,指出中國議題可能令泛民在日後的選舉左支右絀,原因是他們欠缺一套完備、合時的中國論述。這個觀察絕對正確,但泛民欠的不但是中國論述,更是一套整全中國政策。現在的香港跟台灣十分相似,同樣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共威脅,同樣在經濟政策上依附大陸,也同樣在兩地融合和保衛本土價值(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本地特色)間打轉。在台灣,中國論述、兩岸政策已成為藍綠兩黨的決勝關鍵,蔡英文去年敗給馬英九,普遍認為是敗於民進黨的兩岸政策。我覺得這個情況跟香港有點兒相似。假設香港已經實行民主選舉,普選自然不再是一個議題,那麼屆時的民主派(其實有了普選就不應再有所謂「泛民」,但姑且保留這個稱呼吧)又有甚麼的能耐,有信心壓倒親中陣營贏得大選呢?借鑑台灣的經驗,香港要保存其自主和自由,但又不可能完全割裂中港聯繫,兩派的決勝關鍵,將會是其中國論述和政策,而非空泛的人權自由議題。
(圖片原載於「台灣雅虎新聞」)

  親中陣營的中國政策很簡單,當然是逢中必撐、逢共必撐,支持中港融合、兩地交流等等,都是甚麼血濃於水、感激中央支持香港經濟、抓緊XX規劃的發展機遇之類,雖無新意,但看錢份上,真是有很多香港人buy的。至於泛民陣營又如何呢?很多香港人會很現實地擔心,讓泛民執政,惹怒中央,很可能會損害香港經濟利益的。想要執政,有些東西是要犧牲的,例如不能再高喊打倒共產黨,注意,我不是叫人放棄原則投共,而是一個很實際的考慮。你要繼續反共,大可以返回街頭,但既然要走入基本法框架下的建制,就等同承認中共管治及其憲制下的執政權。這個矛盾是比參選議會更大的,一面反共一面參選立法會,都尚可以辯稱把抗爭帶入議會,執政則不然,其走入建制、承認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味,可比進入議會強得多。

中國論述的三個問題

  因此,泛民若要執政,必須先解決王慧麟所說「呢頭又叫人結束一黨專政,嗰頭就話要按基本法之法律條文辦事」的人格分裂問題。有人說,泛民執政是笑話吧,中共會容許嗎?這不一定發生,但沒有執政的意志,就一定沒有執政的可能。故此,我認為要抗衡建制派一國高於兩制的「大中國」論述,泛民必須有相應的中國論說,而當中有三個問題,是作為有志執政的黨派必須解答的:他們對於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如何看待?他們對於中國民運抱甚麼態度?他們怎樣理解中港的經濟和社會關係,即中港應該融合還是區隔,甚至切割?


  正如前面所述,要走入香港的政治建制,民主黨派在其主張上要有所讓步。一國兩制中的「一國」,指的是國家主權的一統,試想像有一天泛民執政,香港政府天天高喊「結束一黨專政」,在中共眼中等同顛覆政權、分裂國家,是有可能出兵香港,搶走香港人的自治權,這對於整個本土民主事業是災難性的。同理,只有雙方劃定政治禁地的楚河漢界,河水井水互不相犯,香港民主和自治才有一線生機(當然中共照樣可以撕毀承諾,但除非你有推翻它的把握,否則讓中共深明當中的利害關係,我們才有希望,因為到頭來這只是一場博弈,並非你死我活的血戰)。因此,泛民要執政,就不能夠作出挑戰政權合法性的行徑,要反共抗共,留給民間團體、社運組織去做,這不是自閹,而是自保。由此延伸,就是對大陸民運的態度。香港民主派要與中國民運切割,原因和上面一樣,一旦成為,或有機會香港的執政黨(某種意義上的執政黨,或者執政聯盟的成員),以代表香港政府的身份,參與大陸政治鬥爭,並不恰當,也對香港有害無利,所以都是留給民間去做吧。

  解決了「一國」的問題,「兩制」又如何呢?作為香港有志執政的政黨,必須是立足本土、服膺本土利益的政黨。除了限制於一些普世價值、基本人權的原則,和不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外,香港人的權益應當為釐訂公共政策和分配社會資源的核心原則,這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的,除了履行人道責任外,民選政府必然是向選民負責,保護本土的權益。因此,在中港關係方面,應當如此理解:在國家主權和安全議題上,香港不會挑戰中國對港的主權,亦會履行基本法的憲制義務,但在經濟、文化和社會交流上,中港應該站在對等的位置,各自按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合作、協調、交流,香港不基於政治原因為所謂的國家利益服務(如高鐵、新界東北),更加不會因血緣、國族的理由對中國公民有任何優待(如雙非)。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,香港才能保持己方的特色和優勢,確立自主權,跟中國大陸平等合作交流(而非「溶合」),各取所需,互惠雙贏。


  退一步說,即使不矢志執政,單單站在選票議席的立場,重塑其中國政策,都絕對是各泛民黨派的當務之急。

歷史回顧:兩代人,兩個中國經歷

 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,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,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,期間就雙非、自由行、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,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,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,因此兩派的交戰,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。中華派和本土派,當然在很多論述、立場、政策上,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,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,在於兩派如何看待「中國人」的身份連結,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,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,用這兩代人的「中國」經歷,解釋他們的中港觀。

貧窮但可愛的祖國

  現今盤據民主派主流的,例如何俊仁、李卓人、李永達,大多生於五六十年代,即所謂「嬰兒潮」(baby boomer)世代。他們開始接觸政治時事,參與社會運動,正值於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,形成與「國粹派」分庭抗禮的「社會派」。及至後來七十年代尾四人幫倒台、文革結束,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,由八十年代初起,至八九民運,中國在當時世人眼中的確是前景一片光明的。除了經濟發展蒸蒸日上,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、社會氣候,都遠比今日自由和開放,西單民主牆、星星美展、《今天》詩會,還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沙龍。故此一眾社會派出身的政治人物,站在反英殖、反帝國主義的高度,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,期待大中華的民族復興和民主中國的出現,也基於這個共同立場,他們在八十年跟中共的關係算是良好,並在「民主回歸」的大旗幟下結成了短暫的聯盟。好景不常,這一切一切就如南柯一夢,在六四中共決定屠城的一刻,所有的自由開放戛然而止。然而,對於這些民主派來說, 六四只是暫且窒礙了幾近功成的民主大業,但始終深信有一天那個尚未完結的八十年代會延續下去。 

(西單民主牆,此圖原載於「多維新聞」)
  在民族主義的層面,大中華派跟土共,都一樣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,一樣支持保釣運動、對日要求索償、反對台獨等等,甚至在國民教育的議題,民主黨本來都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大方針,不過反對洗腦愛黨而已。兩派人雖然手段有別,但在愛國情懷、國家統一的基本立論上,是別無二致。可以這樣說,大中華派的政治認知,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時空,依然深信中共有一天會啟動政治改革,香港養兵千日,就可用在一朝,為祖國的民主大業拋頭顱灑熱血。打個比喻,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返鄉下接濟貧窮的同鄉,但時移世移,香港經濟上的優越早已大不如前,很多以前住在窮鄉僻壤的已經成為暴發大款了,世界變了,但他們還在發八十年代的春秋大夢。尚且未能保自身,又何以終日汲汲於濟天下?

強橫霸道的殖民帝國

  與這老一輩所經歷貧窮但可愛的中國相對的,是八九十後眼中獨裁、專橫、霸道的中共帝國。他們非但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貪污腐敗的港英社會,也從沒身處於那個批判帝國主義的火紅年代,相反,除了少數讀左翼思想的馬克思青年,幾乎大多數八九十後印象中的港英政府都是廉潔奉公、高效而有誠信,而且在英國人治下香港經濟騰飛、社會欣欣向榮,享有可跟先進文明相提並論的自由和法治。更重要的是,在九十年代,彭定康政府為立法會引入大量直選議席,為民主化鋪下極其重要的路。反而中國政府這個所謂的「阿爺」(這個詞語令人作嘔),在民主議題上跟港人處處作對,不斷阻撓普選進程。九七主權移交後,對香港新生代而言,沒有任何甚麼狗屁回歸祖國懷抱的興奮激情,反而無論在新聞自由、集會權利、學術自主、司法獨立、廉潔程度、政府管治、社會民生等等,總之是說得出的範疇,無不全面倒退,政權的種種惡行大家也了然於胸,也在此不贅。總而言之,八九十後的年青人,從來沒有見過所謂進步開明的共產黨,更加沒有因反英反殖而生的民族情懷,故此他們的中國觀、中國經歷,可說是跟老一輩的視角大相逕庭。

(此圖原載於「阿波羅新聞」)

  近年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不斷下挫,近日六四愛國口號也大掀爭議,青少年沒有上一代的愛國情懷,可說是不容置疑。然而,愛國情懷消減,也不只源於政權的劣跡斑斑,也在於大陸人的令人生厭。如果說上一代對大陸人的感覺是血濃於水的窮親戚,今日對香港新生代而言,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不速之客而已。傳媒廣泛報導、網絡大肆流傳,大陸遊客的種種劣行、嘴臉都不必多講,更甚者是他們大量湧入,不論是以自由行方式,還是雙非來港取得居留權,搶床位、學位、物資,令到人頭湧湧,都對香港人的生活構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。人是現實的,自身利益受損,也不跟你講甚麼同胞感情,何況對方也不見得視我們為甚麼家人同胞。


 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,這是毛澤東說的。凡事皆有其歷史背景緣故,不用逼人愛國,也不必逼人不愛國,如果兩個世代都有設身處地的胸懷,所謂的世代論爭大概可以少點兒咬牙切齒。